当温而寒，刑罚惨也（《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袁山松「书」）。

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极阴之变也。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前入春节连寒，木冰，暴风折树，又八九州郡并言陨霜杀菽。《春秋》晋执季孙行父，木为之冰。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则元元幸甚（《续汉·五行志二》注补引《袁山松书，延熹八年，连月有火灾，诸宫寺或一日再三发。又夜有讹言，击鼓相惊。陈蕃、刘矩、茂上疏谏云云。「书奏不省」。）。

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圭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曰：「昔在圣人之制谥也，将以劝善彰恶，俾民兴行，贤愚臧否，依事从实，虽文、武之美，灵、厉之秽，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国大夫，皆用配号，传于无穷。秦以世言谥而黜其事。汉兴以来，惟天子与五等之爵，然后有之，公卿大臣，其礼阙焉。历世弥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贯综典术，率由旧章，始与诸儒考礼定议，加陈留府君以益州之谥，是后览之者亦无间焉。今子亶纂袭前业，不忘遗则，孝既至矣，礼实宜之。谨览陈生之议，思忠文之意，参之群学，稽之《谥法》，夫万类莫贵乎人，百行莫羡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统，教以忠德。然则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犹有三焉。孔子曰「进思尽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忽诲乎」，谋诲之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情，忠之属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抚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则，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辍乎口，忠谋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谏，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导，出自一心，疑不我听者，果有踬覆不测之祸，谋诲忠矣。爰牧冀州，时值凶荒，劳心习思，勤恤度事，诛毙贪暴，纠戢贵党，虽则强御，当官能行，夫岂淫刑，将有利也；发墓盗柩，议而不罪，夫岂漏奸，察以情也，抚下忠矣。位在牧伯，职据纳言，秉权食禄，实有年数，而居无畜好，财货不益，粝食布衾，概谓之精丽。昔鲁季孙行父卒，宰家器，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曰「相三君则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而谥曰文子。《春秋外传》曰：「忠，文之实也」。然则文，忠之彰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事通议合，两名一致，是贞俭之称文也。邾子籧篨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与焉」。于是迁而遂卒，谥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称文也。卫大夫孔圉谥曰文子，子贡疑焉，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仲尼与之。是勤学好问之称文也。府君所在，屡以忤违，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后三黜，一罹疾废，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师，犹复宗事赵叟，示有攸尊，能下问矣。有一于此，犹可以称，况乃忠兼三义，文备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谥法》亦曰宜矣。本议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谥者，鲁之季文、孟懿子，卫之孙文、公叔文，皆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与诸侯并，故以公配。《春秋》曰：「刘卷卒」，「葬刘文公」。《公羊传》曰：「刘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经又曰：「王子虎卒」。《左传》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礼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称其礼，与同盟诸侯敌体故也。又礼缘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虽侯伯子男之臣，自称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异国之人称之皆然。是以邾子、许男，称公以葬《春秋》之正义也。以例言之，则府君，王室亚卿也，有王叔、刘氏之比。以臣子之辞言之，则有邾许称公之文，虽无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犹可，若称子，则降等多矣，惧礼废日久，将诡时听。周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称也。父虽非爵号，与天子诸侯咸用优贤礼同，顺乎门人臣子所称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择一处焉，斯不得称子而已（本集，《后汉·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

按《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可，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注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按《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云：「祼，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于礼未祥。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宋书·礼志》三，孝建二年，太常丞朱膺之议。）。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荒悦，而举体蹉跎，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气。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能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思。吴兴书，如新亭唱父，一往见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陶隐居书，如吴兴少儿，形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殷钧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不精味。袁山松树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萧子云书，如春初望山林花，带处不发，如经论道人，无绝不言。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被，有绝望之意。师宜官书，如雕羽未息，嗣自逝。韦诞书，如虎威彪振，敛拔弩张。蔡邕书，骨气风远，爽爽为神。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外殊妙，少实多奇。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不飞。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挥。卫常书，如插花美人，舞笑镜台。孟光录书，如崩山绝崔，人见可畏。张芝笃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英其颓，洪芳不灭。羊真孙草，萧行范篆，各一时妙绝。钟繇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希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字势屈强，若龙跳渊门，虎卧凤阙。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啸树（《御览》七百四十八。）。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素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洽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逮于战国，殊俗异政，百家竞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干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疑作乂）。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徒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馀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汇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间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己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巳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几为录有七，故名《七录》。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悯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馀卷，皆计论研核，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傥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旁无沃启，其为讹缪，不亦多乎？将恐后之罪子者，岂不在于斯录。论其指归，辨其讹廖，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伎略》，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伎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膀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馀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伎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奥数术，不逮方伎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名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国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令谱有异。窃以国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未。自斯巳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伎之未，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阅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巳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案此下当有脱文）。

八十七家亡。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案此下当有脱文。）》。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五百六十四褒，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褒，四百三十八卷佛经。

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褒。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褒，二万三千一百六卷。

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

新集《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褒，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种，八千二百八十四褒，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经书二百三种，二百六十三褒，八百七十九卷图符。

内篇五录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种，五千四百九十三褒，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种，五千三百六褒，三万七千一百八卷，经书一百三十五种，一百八十七褒，七百七十五卷图也。

外篇二录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种，三千五十四褒，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种，五千九百七十八褒，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经书七十六种，七十八褒，一百卷符图。

谨按今俗所传孝经。题曰郑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郑注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江左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偫臣。共论经义。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元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据郑君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注所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荅临硕难礼駮许慎异义发墨守针膏肓及荅甄子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荅。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诸所注笺駮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簿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元。至于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元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则有评论。宋均诗纬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元之传业弟子也。师所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元之所注。于此特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元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元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元又为之注者。汎辞耳。非事实。其序春秋亦云。元又为之注也。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为郑元传者。载其所注。皆无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之奏云。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都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證。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论辨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凡此證验。易为讨覈。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代。观夫言语鄙陋。义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后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搉。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校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閒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凭依。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邵以为此书经文尽正。传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于河曲。仍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而况有识者乎。岂如王弼英才隽识。探赜索隐。考其所注。义旨为优。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又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而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后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臣窃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舛讹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前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臣寻草议。请行王孔二书。牒礼部讫。如将为允。请即颁行。谨议。